1940年3月14日,成都因市场缺米供应,引发饥民啸聚,捣毁四川地方实力派潘文华的重庆银行粮食仓库大门,抢走大米,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诬陷是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实行白色恐怖政策,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社成都推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同时还逮捕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曾留学苏联、参加长征。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常委、苏区党校校长、延安红军大学教员。抗战爆发后,被党中央派到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社成都推销处负责人。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诬其煽动成都“抢米事件”,并借机逮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1946年8月18日与车耀先同被秘密枪杀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戴笠如获至宝,认为罗世文、车耀先两人为中共高级干部,如能诱其叛变,不仅可以将四川党的组织一网打尽,还可以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事件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共产党。他踌躇满志跑到成都,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罗世文坚定表示:“我自参加革命起,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到了这儿,也不准备活着出去了,但是,要想把抢米事件的责任栽到共产党身上,这办不到!”车耀先则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戴笠没法,又搬出罗世文的留苏同学、大特务邓文仪带很多东西去招降。邓文仪假惺惺地与罗世文大叙同窗之谊,借机从个人前途、工作方面劝罗世文自首。罗世文十分生气,他训斥邓文仪:“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是会合作的,我‘自首’什么?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江西那段历史重演,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历史重演的道路!”
无机可乘的戴笠,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到重庆,关押在望龙门军统局看守所,后转往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41年下半年,特务把罗世文、车耀先分别化名张世英和田光祖,押送到贵州息烽监狱长期关押。
为了分化革命者之间的团结,狱方表面对罗世文给予不同于其他犯人的优待,一般犯人都不准称名道姓,只准喊号,对他却称“老张”或“张先生”;一般犯人都没有津贴,对他却每月发六十元津贴,而且看守还传出风声,说张先生很快就会出来工作。这引起了狱中同志对他的怀疑。但他用行动打消了同志们的误解。一次,一位看守对罗世文说:“张先生,你将来要在我们这儿工作,可能还要作我们的上司。”罗世文听后,瞪圆双眼,大声呵斥道:“谁给你说的,国民党的官,打死我也不做。”曾在息烽监狱关押,后在重庆白公馆成功脱险的韩子栋,为了弄清楚罗世文的态度,在一次相谈甚欢后,借机问他打算跟狱方做什么工作。没想到斯文的罗世文,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双拳紧握,差点揍了他。从此,罗世文赢得了韩子栋的信任。
监狱主任周养浩为达到敛财和软化革命者意志的目的,施行狱政改革,让犯人出来参加监狱里组织的生产性和事务性工作,当所谓“工作修养人”。当周养浩找罗世文要他出来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时,罗世文表示:“我参加共产党多年,所有熟人朋友、生活习惯全是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方面既无熟人,一切也不习惯,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什么工作。”周养浩目的没达到,也无可奈何,但心里却对罗世文肃然起敬,钦佩罗世文对共产党的忠诚。
罗、车二人在监狱里的斗争表现,使其他革命者识破了特务的诡计,团结起来,并在罗世文的领导下组建了狱中秘密临时党支部,由罗世文任支书,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有组织地带领难友们开展狱中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中共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名的就有罗世文、车耀先。不久,《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要求释放罗世文和车耀先的群众来信。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谎称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被处决。
1946年7月,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连同其他一些政治犯从息烽监狱转押至渣滓洞看守所。8月18日上午,渣滓洞看守所副所长刘振乾找到罗世文、车耀先说:“你们两个,一两天内,坐飞机到南京去。”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此纸条写好后,夹在皮鞋底内,托文光甫交周科征转交给了党组织。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简短的遗文,字字珠玑,熠熠闪光。它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灼灼红心,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永远高扬革命旗帜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
(摘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红岩精神与群众路线教育故事读本》,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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