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复旦大学毕业，在重庆负责中国学生导报社重庆分社工作的陈以文被派到上川东农村，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他以邻水慎修中学为据点，往来于邻水、垫江、梁平，指导建立党的组织，并不时回重庆进行汇报。当时邻、垫、梁无公路，仅有一条汉渝公路经过大竹、邻水，但无客车来往，因此，不管是在农村的组织联络，还是回重庆汇报工作，都靠步行，因此，他练就了一副铁脚板。为了避免敌特的盯梢和追踪，他穿越丛林小径，利用早晨和傍晚时间走路，四五十华里的山路，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走完。一次，他为了把油印好的《土地法大纲》从垫江送到九十多华里的梁平，清早由垫江女中出发，九十里山路只用了六个小时，跟踪他的特务远远被他甩在后面，惊叹他是共产党里的“神行太保”。

1947年7月下旬，陈以文到大竹县的张家场工作。张家场位于明月峡山麓，场后峰峦起伏，山势横亘，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这里又是大竹、邻水两县毗连地带，民风强悍，反动政府鞭长莫及，统治力量薄弱。陈以文以张家场为据点，深入群众，作发动工作。当时，在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中，采用的是当地民间的“兰交会”、“山王会”、“姐妹会”等组织形式进行的。在此基础上组织秘密的“农民翻身会”，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并从群众运动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他多次参加“兰交会”的成立会，和农民兄弟一起喝“血酒”盟誓。在农村工作中，他以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力求克服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总是努力使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剃了头发，平常穿着当地农民的服装，夏日头顶草帽，雨天头戴斗笠，脚踏草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劳地深入到贫苦农民群众之中，有时，还赤着脚和农民兄弟一起锄草、插秧、打谷。

为了破坏国民党的兵源、粮源，他和陈尧楷、徐相应等同志一道，利用武工队，组织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武工队平时一面参加生产，一面进行必要的政治时事学习和军事训练。他和武工队员一道工作、学习，一起战斗、行军，晚上一块儿滚地铺。武工队里有一名年轻女大学生，因身上长了虱子，感到很恼火。他知道后，语重心长对她说：“这个生活关一定要过好，要不怕脏，不怕苦，才能接近贫苦农民，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又长期在学校念书，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向农民兄弟姐妹学习，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因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劳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了，经常吐血，组织和同志们都很关心他，希望他注意身体。他总是对同志们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就是牺牲个人，也是值得的。”他一直带病忘我地工作，待吐血情况稍有好转，又和武工队一起活动。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和陈尧楷、徐永培等人一起不到三个月，在张家场和杨通乡发展党员近百人，革命群众两三百人，建立了两支各三四十人的武工队，两个乡为当时川东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被誉为“蒋管区的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