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群众》

《群众》周刊合订本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征管部，收藏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期刊文献。该期刊泛白而略显陈旧，却是国家三级文物，这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位老同志赠送的《群众》周刊合订本，而捐赠者许涤新正是当年《群众》周刊的副主编。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在国统区主办的唯一合法公开的理论刊物（党刊），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次年10月随《新华日报》（党报）一起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移至上海出版，国共和谈破裂转战香港，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停刊。在重庆期间，《群众》周刊共出版了185期，主编是有“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副主编有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两大舆论阵地，《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一刊一报，分工配合。不同之处在于《群众》周刊着重理论的宣传与斗争，它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刊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文章；批判国际法西斯的权力意志、英雄史观等哲学观点和反动的种族、经济、侵略战争理论；抨击国内民族失败主义、反共投降的“曲线救国”等反动理论和封建法西斯的独裁专制、反民主、反理性的思想观点；批判学术思想上的宣传复古倒退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历史观、方法论。在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的国统区，《群众》周刊毅然坚定地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占领理论思想阵地，为革命群众指明了方向。

    《群众》周刊以理论联系实践为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被视为在黑暗中前行的“灯塔”，更被读者亲切地称为“这是一面新的红旗升起来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读了《群众》后，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许多爱国青年读了《群众》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读者甚至把报刊当做学校，在它长期的教育、影响下，“加入了人民新闻战士的行列”。抗战初期方卓芬从读者成为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和报刊的作者，并和副主编许涤新结为伴侣，正是通过党刊作为媒介的。有一次周恩来问许涤新：“听说你和阿芳恋爱时写情书像写社论那样，一点、二点、三点、四点？”逗得在场人们大笑，成为佳话。

    自创刊到1949年停刊为止，《群众》周刊在12年中始终兢兢业业，立足于广大群众，为读者服务并逐渐成长壮大，正如该刊在《本刊三周年致读者》中所述：“《群众》是在抗战中诞生，它适应着抗战的要求而为抗战服务。坚持抗战需要依赖群众的力量，中国能够愈战愈强就是因为群众在抗战中的力量愈发挥愈大，抗战胜利的可靠程度就要看群众的力量发挥到什么程度来决定。抗战是需要群众、（原文为逗号）依靠群众的，所以《群众》就在抗战中诞生与长大。《群众》是代表群众而为群众所有；它始终和群众在一起而在群众之中生长起来。”

    （摘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红岩精神与群众路线教育故事读本》，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