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三十年了，他生前廉政守职、洁身自律的一幕幕往事，还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建国初的1950年夏天，为了让贫穷的群众生活方便，经村民层层推荐政府批准，让父亲在山东肥城县四区的伏庄村创办供销社。国家出很少一部分钱，大部分资金靠群众入股（每股三元、五元、十几元不等）筹款，创立公私合营的供销社。最初的供销社条件太简陋了，借用民房做营业场所，父亲是经理、营业员，又要自己亲自到十几里以外的汽车站去进货。商品是烟酒糖茶、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直到1969年，供销社才迁入自己新盖的大瓦房，又扩充了布匹、五金、农机具、化肥等商品。工作人员也由父亲一人增加到七八个人，父亲一直担任经理职务。

父亲性情秉直，工作认真，带头执行供销社制定的“秉公办事，守廉为节”铁规章，因此，在国家经济和群众生活都十分困难的六十年代，伏庄供销社办的红红火火、蒸蒸日上。这时，父亲有供销社创始人的老资格，又有十多万元资金的支配权。一些亲朋好友想利用父亲走后门，在那个凭票供应商品的时代，有人想不用布票买布，不用粮票买糕点，不用化肥票买化肥等等，都被父亲拒绝。有人背后议论他不近人情，父亲说：“群众把我保举上来，决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要杜绝一切私人感情，公字当先，廉字在前。”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把供销社巩固成丝毫不受侵犯的净土，父亲不仅要求员工们清廉律己，对自己的要求更严苛。那时，我家的生活处在最艰难的时候。父亲每月29斤的标准粮不够吃，和我们一样吃糠咽菜，得了伴随他一生的胃病。我上初中住校，烂地瓜干、糠菜团、棉籽窝头都吃过。八岁的弟弟嫌锅里煮的野菜不好吃，常常一两天不吃饭。面对供销社里琳琅满目的鱼肉糕点，看着饿得面黄肌瘦的一家人，父亲始终固守着廉政的底线。不让我们姊妹三人随便到供销社去，怕他的职员们偷给糖果吃。他坚定的提醒我们:“饿死也不能打公家的主意！”

那时，农村凭工分吃饭，我们姊妹三人都上学，母亲一个人劳动挣不够工分，年年欠生产队缺粮款。1964年四清运动中，因为我家累积欠队里80多元的缺粮款，被停发了口粮，眼看就要断顿。母亲愁得一直掉眼泪，供销社的王叔叔着急地对父亲说：“我的田经理啊，能守着馍馍饿死人吗？借供销社80元钱也就九牛一毛，以后再还吗。”父亲摇摇头说：“同志啊，公款是国家的资产，百姓的重托，我们有权管理，有权支配，有权让他流动，但离开公字的圈子，一分一文也不能动。”父亲卖掉我家院子里正在生长的五棵树，又让队里把正在喂养的一头猪赶走。还上欠款，队里才发口粮。

父亲已去世多年，他在艰难中千锤百炼出廉洁的行风和家风，依然留家乡土地上的百姓心中。我们姊妹三人长大成家立业后，分别从事了教育、检察、卫生部门的职员或干部。父亲生前把他单位的清廉行风当做家风，经常告诫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慎权、慎欲、慎独，在生活中要自律、自重、自省，保持勤为本、廉为基的人品。”我们牢记父亲的教诲，在工作中忠于职责、鞠躬尽瘁、守廉守节，直至退休。我要把父亲用一生的奋斗炼成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投稿人：田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