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成了重庆市城口县北屏乡北屏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

我刚入职不久，村民老张来给儿子办理党员政审材料。“老张啊，明天再来吧，村支书到县城忙自己的家里事去了，公章在支书的包里呢。”村会计老王告诉他，支部的章是支书管着的，村委的章在主任家里，需要盖党支部的公章得找支书，需要盖村委会的章得找村主任。

刚踏入社会的我在进村入户时发现，老百姓经常聊到的话题就是“盖个章不容易呀”。公章“姓”公，理所当然应该放在办公场所，怎么成了有的村干部“随身携带”的公章呢？这成了困扰我许久的难题。

党的十八大后，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县里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村（社区）干部行为规范“十不准”》上了墙，岗位目标和值班制度让干部职责入了心，村务公开的要求让政策执行落了地。渐渐地，我听到村民们对“盖章难”的抱怨变少了。

2019年，我被组织安排到厚坪乡担任脱贫攻坚突击队员。我找到村里老党员了解相关情况，又问起了盖章的事情。“现在村里办事方便吗？需要盖章的材料是不是像以前一样要到处找村干部呢？”

“现在的村委会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事没有了，盖个章跑断腿、磨破嘴的情况没有了，村干部的派头没得了。”基层监督员老刘说，他办理建房许可证的时候，村支书查了资料后就给盖章，比以前快多了。

2022年2月，我调到县纪委监委宣传部，负责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

在撰写某小学老师江某烈在教师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的稿件时，一张“获奖证书”复印件上的公章，又引起了我的思考。证书内容是“荣获2018-2019年度的校级师德标兵”，但公章上的落款时间却是2005年。

这张未卜先知的奖状，是怎么顺利盖上学校公章的呢？原来，江某烈是时任校领导。他见公章放在办公桌上，给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声招呼，就把公章盖到了自己伪造的获奖证书上。

“我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忽视对学校的管理，特别是公章的规范管理，让这枚代表公权力却‘名不符实’的公章，给了有心人趁虚而入的机会。”在学校召开的“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上，校长何某的检讨让现场党员干部都陷入了深思。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县纪委监委驻县教委纪检监察组以该案为典型，督促县域学校制定公章管理办法，确保公章专人保管，规范盖章事项、盖章审核程序等，严防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小小一枚公章，从“不好盖”到“很好盖”，从“随便盖”到“规范盖”，让老百姓感受到了获得感，也折射出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体现了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对作风建设一直在路上的坚守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