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弄执法权“放贷”谋利的执行局长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张晓川案件警示录

忏悔视频

忏悔书（节选）

改革开放后，我考军校成为军人，开始了我41年的职业生涯，实现了普通学生向军校学生的转变。在军校，我入了党，毕业时我还凭着为党工作的热忱，主动申请到艰苦地区工作。父母教育我，要珍惜工作机会，为党工作。我也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感谢党的培养，多做有利于社会的事。转业回地方工作后，我进入法院工作，2001年，我37岁，成为区县法院院长，从一名转业干部到法院院长，我只经历了13年，是组织给了我荣誉，给了我家庭的荣誉，给了我为党工作、为民服务更大的平台。

但自从我担任单位主要领导后，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在思想观念上，初心使命开始淡忘，教育要求别人的多，严格约束自己的少。在政治能力的自我提升上，我长期不主动开展政治学习，参加党组会、中心组学习会不积极，以党员身份参加支部活动的少，有时甚至是出个场、签个到、拍个照而已。在我担任市高院执行局局长期间，凡逢执行条线会议我都不忘讲廉政，其实自己背地里却干着违法乱纪的事，是典型的“两面人”。思想上的松懈与偏差，其实反映的是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

随着自己职务的晋升，我对组织的情感反而疏落了，谈成绩时，首先想到是自己的努力。领导曾变相地批评我说：“你能干事，但就是讲条件。”我听进了前半句，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干事的，但没有听见后半句，这是领导在批评我干事讲条件。久而久之，讲条件干工作成了自己习惯和思维方式，后来甚至将这种带有交易性质的思维方式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中，逐渐发展成以权谋私、以权谋利。

受私心私利的影响，我长期对红线底线视而不见，故意踏着红线走，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认为有比别人更强的工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将工作魄力与胆大妄为混为一谈，将顶风办事侥幸得手的经历视为经验之谈，将底线抛之于脑后。

意志上的混乱必然带来行动上的错误，我长期从事营利活动，放贷收息，时间跨度十余年，涉案金额上千万。我还为不法商人提供信息，为案件的当事人出谋划策，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受人请托、为人谋利；甚至把知晓的法律知识用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中去，属于典型的执法犯法、用法谋利，自己的行为完全背离了法官公平中立的职业操守，完全背离了政法干警的自律要求，成为不法商人谋取非法利益的帮凶。我明知收受贿赂违法，便采取一些较为隐秘的方式进行，自己的一些财产也登记在别人名下。这些看似计算精准、外套合法的行为在组织调查面前，一击即破，当时觉得自己经验丰富、方法奏效，现在想来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无耻和可怕。

回顾自己走过的41年工作历程，我发自内心地感谢组织对我多年的教育、培养。审查调查期间，我深刻感受到了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把自己交给组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案例剖析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手执法律正义天平的张晓川，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守护公平正义上，而是为了一已私利充当不法商人的帮凶，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打着民间借贷、投资理财等幌子大搞权钱交易，一步步在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成为知法犯法、破坏公平正义的典型。

生于“光荣之家”的张晓川原本勤奋努力，只用了13年便由军转干部成长为地方法院院长。然而，职务虽在升迁，他的政治能力却一路走低。对于组织的培养重用，张晓川不领党情、不感党恩，对组织安排的任务要奖励、要政策、要返还，把“能干事、讲条件”的交易思维带到工作和生活中，做什么事都是利字当头，忘却了自己党员的身份，模糊了公权与私利之间的界线，也为其违纪破法埋下了“祸根”。

对张晓川而言，家庭收入“完全够用”，但对金钱和财富的渴望，导致其对物质利益产生了“无止境的追求”。张晓川平时没什么爱好，便把兴趣集中到了投资理财上。他坚信能挣钱才是有能力，讲求“好利主义”、以利择友，甚至教育子女要培养理财意识，要“躺着睡觉都能挣钱”。不法商人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弱点，不断投其所好，极其所能“围猎”腐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从事法律工作的他一开始还稍有警惕。但面对巨大的诱惑，过度自信和心存侥幸的他选择了铤而走险、顶风作案，通过找“中间人”放贷收息等，企图为自己的违纪行为穿上“隐身衣”。仅利用职权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收息一项，金额就高达5500余万元，获利2500余万元，且90%是党的十八大后进行的。而巨额的“收益”也让其心中的“红线”标准越来越低，最终突破纪法底线，利用手中执法权在工程承揽、案件诉讼、判决执行中大搞权钱交易，身为执法者却严重破坏司法公正、社会公平，坠入犯罪深渊而无法自拔。

司法天平承载公道人心。司法系统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既是执法者，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倡导者、维护者，必须带头做遵纪守法的表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秉持公心、戒贪止欲，在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