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重庆战斗的历程波澜壮阔，但也历尽艰辛和曲折。在一些贫困山区和边远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历来匪患丛生，贫苦农民身受兵灾、匪患之苦，对各种武装尤其是外来的武装力量极度排斥，在渝东南、渝东北，一些地区的“神兵”甚至提出了“灭兵”“灭捐”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在一个地方迅速站稳脚跟并壮大发展？翻开重庆这段红色革命的历史，我们深深地感到，以纪律建设为重要内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红军的巩固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扰民，不侵民，不伤民，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消除群众的戒备心理。“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党来了要杀人放火……”这几乎是各地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欺骗群众的一种惯用手段。中央红军到达綦江石壕前，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大肆宣扬，“红军来了，男女老的活埋；娃儿煮来吃；青年妇女要遭抢”。在那个信息极度闭塞的时代，广大贫困山区的大多数群众其实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并不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

1934年5月10日，红三军离开彭水县城，渡过乌江，进入苗汉杂居的黄家坝地区时，乡民纷纷携家带口外出“逃难”，第七师机炮连所到的一村庄，全村寂无人烟。当时战士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看见一间房子的门虚掩着，久敲房门见无人回应便进入屋内——在灶台下发现半坛咸菜，在院子里发现几根大葱……他们取来一些柴火，用咸菜和大葱做了一顿饭。临走时，官兵不仅挑水把屋里的水缸装满，还留下六升黄豆作为补偿，同时在门板上留下字条说明情况。红军离开后，房屋主人黄学珍回到家中，看到干净整洁的房屋以及红军留下的黄豆和留言条，不甚感叹，“这哪里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子嘛”！

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通过箭头垭，向石壕挺进。当红军最后一个连队经过箭头垭时，司务长发现箭头垭赵炳斋的饭馆里有苏区纸币，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用银元向群众兑换使用的苏区纸币。当他完成任务追赶部队时，被尾随敌军发现，因寡不敌众，落入敌手，受尽酷刑，英勇就义。

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最关注的事项入手，从严规范红军言行。“借的东西要归还；损坏东西照价赔偿；行军途中特别注意不损坏群众的庄稼；给骡马带上“笼嘴”防止吃青苗；主动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打扫卫生……”，这些在现在看来并不规范，不系统的一些规定，在当时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彭水县，至今还保存着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渡河，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红军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归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不进人家的内房，坚决反对白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和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不乱杀人，除了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外，绝对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

在丰都栗子乡蓼叶坝一处石壁上也保存着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时期写有“红军不怕死”，“农民不出捐”，“红军是为穷人打战”的石灰标语。这些纪律在当时对于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和谣言，消除各阶层对红军的误解，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严执纪，率先垂范，培养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纪律的意义在于执行，并且是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的执行。尤其是领导机关和干部更要严格要求，从严执纪。1932年12月18日晚，红三军驻扎巫溪县通城大兴沟，司令部一名战士因烤火取暖不慎引燃了村民彭丰相家的草房；另一战士误把村民范永红家的肥猪当作地主家的拖走。如何处理两名违纪战士，当时意见不统一。贺龙给大家讲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越是身边的人，越是高级机关的同志越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鉴于当时国民党大肆造谣，于我军极为不利的舆论环境，为严肃军纪，不得已将两位战士处决。事后，贺龙亲手给两名战士盖上衣被，埋葬于张家院坝前台地里，含泪向两位战士的坟墓三鞠躬。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时的“军纪台”。不仅在红三军，在“城万红军”至今还留传着“一件皮夹祅”“军民同吃“腊八粥”等故事。

1933年12月，红三军攻占黔江，敌人在撤退时放火烧城。贺龙除派出部分部队追击敌人，亲自指挥部队灭火，一下赢得了民心，外出躲藏的群众陆续回来，商店、摊贩开张营业，赶场的人络绎不绝，当地工商界还杀猪宰羊，组织对部队慰问。同样在黔江，红三军在攻打大路坝战斗中，发现敌人烧毁了一些民房。看到群众的悲惨景像，尽管当时部队给养十分困难，经费奇缺，但还是挤出1250大洋，派出军部副官携款以略高于房屋原价的价格进行赔偿，后来部队再次路过时，贺龙还亲自询问情况，对贪污赔偿款的地方人员进行枪毙处理。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以良好作风树立红军良好形象，提高影响力和战斗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也是红军的纪律。红军坚持官兵平等，干部关心爱护战士，严禁军阀作风，严禁干部搞特殊化，反对命令主义，这也是红军区别于其它军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每次战斗，党团员和干部总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部队缺衣少粮，从最高首长到普遍战士，谁都不讲特殊，以模范行动带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1933年12月底，红三军转战川鄂边，大雪纷飞，部队长途跋涉，贺龙十分担心伤病员，一路上，大多数时间都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把大衣让给伤病员穿，自己却杵着拐杖，走在队伍的前头。

战士受了伤，能够得到最大的关怀。在整个红色革命期间，从来没有红军遗弃伤病员的记载，只有红军战士不愿拖累部队和战友的英雄壮举。红军尽管物资和药品奇缺，但仍然想方设法建立医疗卫生设施，极力挽救每一个战士的生命。1934年7月，红军在到达南腰界不久，就在一座庙宇里建立起了红军医院。病房不够用，就把伤病员安置到周围群众家里，由群众护理，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巡回治疗。还从南腰界请来了七八位祖传草药医生，请他们帮助治病，组织他们上山采草药。从1934年7月建立到10月底为止，共治愈伤病员400多人，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医院在整个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多所。这些优良传统，使广大红军指战员深受鼓舞，激发出了强大的革命热情、英勇的战斗作风和战斗意志，因而红军总能以弱胜强，经常取得战斗的胜利。

军爱民，民拥军，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在开州，至今还流传着几个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生动故事。在1933年10月杨柳关战斗期间，贫苦农民李耘金、李耘田等十几名村民无意间看到有数百敌人在百步梯路旁休息，为了防止敌人偷袭红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急中生智，用量粮食的圆斗蒙上衣服，伪装成大炮，让敌人误认为遇上红军的主力部队，仓皇逃跑，兵不血刃缴枪8支，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红军撤离杨柳关后，李耘金、杨瑞堂等又联络三汇口、火焰坝一带的60多名青壮年，带着一些武器投奔红军，此时红军已撤退。一行人沿途寻找，在宣汉县葫芦坝被地主武装冲散，李耘金在战斗中牺牲，部分人返回原开县，部分人继续寻找，直到参加红军。

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城口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5万多人口中就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有名有姓的就有470人之多，而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在黔江，几天时间就有300名青壮年参加红军。群众自发救治伤员、掩护红军。1934年10月末，红二、六军团决定东征湘西。由于六军团远征苦战，又增加了三四百名伤病员。军团决定将重伤病员疏散隐蔽到各寨可靠的农民家中养伤。当天夜里，南腰界的群众把二、六军团的重伤病员转移一空。在南腰界人民的保护和精心护理下，许多伤病员迅速康复回到部队。同年11月，黔东独立师遭敌伏击。政委段苏权中弹受伤、生命垂危，车田村农民李木富不顾个人安危，将其隐藏于自家屋后山洞，帮他处理伤口，使其脱离生命危险，最后才送其离开。后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屡立战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独立师被秀山百姓收留的失散战士和伤员，没有一个被出卖。在中央红军经过綦江时，四名受重伤的红军战士为不拖累部队留下来养伤，当地村民李树清一家把四个伤员背到油岗咀岩洞隐藏，悉心照顾。